天边歌曲歌词谱（天边歌谱词完整版）

(9)这是就宪法规范的意义上来说的, 并不排除事实上权力违反宪法反客为主的情况发生。

回应必须针对报道，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相关的媒体也有义务刊载。三、侵权责任编替代人格权编将影响侵害人格权责任的准确认定 权利的存在和得到保护的程度，只有诉诸民法和刑法的一般规则才能得到保障。

义务的确定是过错认定的前提，侵害人格权的行为通常违反的是法定义务，这一法定义务应当由人格权法进行全面确认。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使其独立于侵权责任编，同时，应在民法典编纂中有效衔接二者的关系。比如说，涉及姓名的行使、利用、变更，以及利用他人的名声获取利益，等等，这些显然已经超出了侵权法保护的范畴。[24] ［美］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在侵权责任编中设置此种引致条款，一方面有利于明确侵权责任编的规则可以适用于人格权制度。

[27]正如考茨欧（Koziol）所指出的，从比较法上来看，各国都比较重视侵害人格权尤其是精神性人格权情形下的利益平衡。从比较法上看，在人格权遭受威胁或者持续侵害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中都采用了禁令制度。总章程与根本法相结合，政治性与法律性相融合，宣示性与规范性相统一，是我国宪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等内容，这是其包含的国际主义精神。此次宪法修改完善了宪法实施和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强化了我国宪法的法律属性。此次宪法修改对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明确。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推进改革，一些改革探索突破了宪法法律的规定。

此次宪法修改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严格依法按程序推进，成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典范。我国宪法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遵循制宪、行宪、修宪的立法技术和法定程序，反映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宪法的一般规律，贯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是一部兼具民主性与科学性的宪法。

宪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法。我国宪法从国情出发，同时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既具有宪法的一般普遍特征，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白皮书中唯一一部独段列举的宪法相关法，该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核心规范地位再次获得决策层的充分肯定。[38]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宪法》116条，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即可，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条增加国务院为备案主体。

第三，针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前述第四类缺憾，我国《立法法》搭建了不同类型央地关系间规范要素沟通的桥梁。我国《宪法》、我国《立法法》、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等相关法律规范作为其重要补充，同样在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规制上各自面临困境和局限。参见沈寿文：《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8-69页。[19]然而当人们试图将这一类型化逻辑带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文本时却发现，该法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关系(即府际关系)给予了偏颇的关注，[20]即大量条文围绕行政关系问题展开，而对立法关系与司法关系的重视程度则明显薄弱——前者仅涉及19条和第20条之一部，[21]后者则仅涉及第46条和第47条。

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其二，该法第8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的15项职权和第44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14项职权亦差异明显。

[12]参见高韫芳：《当代中国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2005年我国《反分裂国家法》初步构建了两岸法律关系框架，但未涉及海峡两岸统一后的法制建构问题。

它规范了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之间关系，其法律效力不只限于民族自治地方，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执行该项法律。这里的专门法不仅是指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我国民族法制领域基本法律的身份，更指其在央地关系领域中司职定位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功能。[42]参见郑毅：《自治机关的构成与自治州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授权逻辑》，《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7期。[33]有学者对此作过专门研究，参见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法学家》2013年第5期。另一方面，即便是具有强制性表述的条文，由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本身并未设置责任条款，相应的上级国家机关即便不履行职责，亦无实质意义上的法定不利后果，最终使应当这一看似严厉的规范方式沦为没有牙齿的纸老虎——正如拉兹(Joseph Raz)指出的：制裁对于保证合理的守法程度和防止法律完全崩溃是必要的。中央或者上级的决定、指示、命令，地方或者下级必须服从。

三是特别行政区，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依据为我国《宪法》31条。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产生之初即由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对其核心内涵、范畴、理念和框架作出明确规定。

权威性是法的生命，而这种权威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稳定，即法的安定性。[38]对我国《宪法》第116条的这一形式突破，最早源于2000年我国《立法法》第66条第1款(即2015年修改后的我国《立法法》第75条第1款)。

[58]参见郑毅：《驳以自治区单行条例替代自治条例论——兼议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困境与对策》，《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其二，逻辑上，与其他类型央地关系进行深入比较往往更能够凸显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核心特征，这种比较的逻辑亦是学者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常用进路。

[19]参见[美]查尔斯·弗瑞德：《何谓法律：美国最高法院中的宪法》，胡敏杰、苏苗罕、李。此章共27条，占该法条文总数的36…5%，亦是该部法律中篇幅最大的一章。例如，对于在多数情况下构成这类关系的重要主体即上级国家机关，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提及了21次之多，但从未明确其具体的内涵指向，更遑论对上级国家机关与宪法上国家表述的内涵关系、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是否构成其组成部门的上级国家机关等细化问题的阐释。因此，《地方组织法》对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不属于自治机关的这种性质判断提供了规范依据。

1948年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即将少数民族列为十大内容之一，并明确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该法序言第六段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

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例如，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3月15日修订后的我国《立法法》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关系，一是在75条重申了自治法规的制定批准和备案程序，二是在第72条分别对自治区和自治州、自治县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范围予以明确，三是在第82条分别对自治区和自治州、自治县的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范围予以明确，四是在第72条和第82条分别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州正式开展一般性地方立法具体时间的备案权。

例如，根据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3条和第26条的规定，上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对于设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下级检察院的人事任免具有程序上的提请权和建议权，这实际涉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司法关系问题。一是细化条款，如民族自治地方组织公安部队的属性究竟为何、权力及活动的边界何在等。

例如，我国《立法法》8条和第9条就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两类主要中央立法形式的规制范围予以明确，我国《立法法》72条第2款明确赋予并限制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我国《立法法》82条第2款明确赋予并限制自治州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41]我国《立法法》72条第4款将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对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的掌控限制确定为备案而非批准，我国《立法法》90条通过确认自治法规中变通规定的优位的形式向民族自治地方变相下放中央立法权，我国《立法法》96条和第9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对民族自治地方相应立法行使的审查与撤销权等。其一，在理论上，不能因自治州、自治县设置于特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划内，[31]就认定中央与自治州、中央与自治县的关系能够被中央与其所在省级地方的关系所全面兼容或整合。其一，该法第13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以主席团作为核心机构，第46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则以主任会议作为运行的核心机构，因此两者组织机构有异。[27]这种与其他类型央地关系作比较的典型例子是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同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比较。

(二)规范基础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存在大量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其大致可分为三类。就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和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而言，则分别由基本法律对相关问题予以框架性规制，即对应前者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对应后者的港澳基本法。

[67][美]戴维·斯特劳斯：《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其中的原因，或是立法工作的滞后，或是规制预期超出了特定规范所能承载的范畴，或是对既有规范未能进行体系把握与诠释。

如关凯曾指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民族因素是从属的(大多数自治及地方的自治民族在当地人口总量中的比例并不占多数)，主要的因素是区域因素，这样国家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族群社会的关系。此外，我国《立法法》还通过特定表述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与一般地方同类立法权之间的关联，如该法72条第5款规定：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行使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